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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俊丹:新史学与中国早期社会理论的形成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更新时间:2020-08-31 00:47

  比如,艾尔曼对常州今文学派所做的研究发现, 19世纪常州今文经研究开始跳出宗族血缘所规定的家学范围,发展为以“诗社”为表征的更广泛的士人联盟,学人的“结社”成为推动批判与参与的新社会组织形式。社会提供了以自然基础,而是对社会的培育,是将社会引入文明进化进程的必要条件,“非社会不足以成,非不足以奖社会”,之衰败注定使一国难以进入文明之轨道,而社会之萎靡正是无望之根由。第三,新史官制的设计在制度层面探求了社会科学学者在现代国家代议中沟通治理与舆情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者”及其科学良知才是实现自由和政体统一的精神中枢,也是现代政党所需要的具备责任伦理精神的知识人格典范。

  摘要:近代中国社会学的产生不仅受戊戌维新时期“西学东渐”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和社会传统自身发育的产物。本文以内在视角出发,通过回到地方史和地域学术传统之中,呈现近代永嘉学人陈黻宸思想的产生与中国社会结构、机制及其历史脉络的关联。这一考察将发现,陈黻宸“民史”观的形成与19世纪中叶以来浙江文人群体的经世传统密不可分。在融合永嘉经制学、陆王心学和章学诚史学,并吸收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和经验论传统的基础上,陈黻宸赋予了经学典范价值以新的解释,提出以“民史”为核心的总体社会科学学说。这一总体社会科学体系呈现了近代经世文人对19世纪中叶以来人心世变的体察、对社会制度安排的探索,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近代中国历史的激烈变迁不仅体现在社会结构转型上,而且体现为另一重要面相即现代学术思想和学科形态的产生,社会学是其中一个重要分支。①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一般将中国早期社会理论的形成视为维新变法时“西学东渐”的产物,并将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初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所主张的“群学”;后有严复翻译《群学肄言》,为国人对英国早期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正式接触;而体系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传入的标志则是1902年章太炎翻译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韩明谟,1987;刘贻绪,1982;姚纯安,2006)。

  康、梁等人的“群学”观开启了中国社会学史演进的路径。“群”的概念“涉及整合、参与以及共同体”等多重含义(张灏,1995: 69)。在康、梁看来,国家之富强、经济团体之发达、学术风气之开新,必须“依靠民权和绅权去之固弊”,“借‘合群立会’之策,推行公议和民间公学,以政党奠定政制,以学会开启民智”,从而“确立中国现代民治政体的双重根本”(渠敬东,2011: 1)。

  严复则将“群学”视为对自然演进序列的整体刻画。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依据自然生物界进化之规律,其演进的动力依据则是“力”;制度、社会风俗之变是随着人心之力的运动而不断迁延的(姚纯安,2006: 45)。为此,严复所理解的“群学”在三个层面上定义了社会范畴:人之本心、社会组织、人之成长与社会建设的最终伦理目的即与自然演进合一。

  虽然社会学借助维新学人的翻译被引入中国,但是这种引进亦是中国自身的思想传统转化外来学问的过程。康有为的“群学”之说是融合了春秋公羊学、大乘佛学和西方教、自然权利学说、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综合产物(杨雅彬,1987: 4);而严复在界定个体、群体、国家等范畴时,则用《大学》的“絜矩”之道来消化西方的“自由”观(黄克武,2000: 30)。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自身的思想与文化传统为“群学”的学理内涵提供了内在根据。因而,理解中国社会学史起源的关键在于早期社会理论与中国思想传统之间的关联。

  一旦我们从中国思想史自身出发,又会发现不同地域学派传统塑造了近代“群学”学理取向的差异。比如,章太炎的视社会学为“物理证明”般的客观学问,而排斥如严复那样,在“群学”中杂糅天演论的超验内涵,②便与浙西乾嘉学派唯知识、唯名物的学术性格紧密相关;③而他对吉丁斯所定义的社会学始于“同类意识”这一学说倍加推崇,也正基于他从古文经学出发而申论的“历史民族”观。④章氏与康有为持论的差异,也反映了有清一代汉宋之学对垒、今古文学之争(王汎森,2012: 49-64)。可见,“群学”提出的背后交织着维新文人对思想经典的全面反思,他们试图“以中释西”,既激发传统文明自身的活力,又用汉语古老语汇的丰富内涵来改造西学概念。

  此外,“群学”或“合群立会”的主张,还与近代经世文人群体及学术组织的演进息息相关。比如,艾尔曼对常州今文学派所做的研究发现,19世纪常州今文经研究开始跳出宗族血缘所规定的家学范围,发展为以“诗社”为表征的更广泛的士人联盟,学人的“结社”成为推动批判与参与的新社会组织形式;与此同时,这些文人结合经学和经世学说为结社行动辩护,使之与传统的朋党剥离从而获得合法性;这些辩护为晚清今文经学改革派康有为、梁启超所采纳,从而使“群”变为自己变革主张的核心内容(艾尔曼,1998: 219-221)。可以说,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形成,扎根于士大夫群体以结社组织生活,追求一致的经学旨趣、文学风格、立场乃至治世理想之中。

  由此可见,中国早期社会学思想确受戊戌维新时期“西学东渐”新风的影响,但它与中国文明在思想和社会两方面历史演进的内在联系也不容忽视。中国早期社会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社会史之间具体而微的关系,成为理解中国社会学学术形态起源的关键。为此,有关中国社会学史的考察需要置于中国文明内在理路的关照下进行。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意图回到地方史和地域学术传统中,选取近代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陈黻宸的思想为一侧面,呈现经学观念应对晚近思想和社会危机,以旧学融新学,使经世传统转变为现代学术形态和治理体系的过程。